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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出版业，警惕2006(六)

改革教材改革 当前我国正在进行的第八次课程改革，已经进入了关键时期，如何深化和优化，引起了全社会的关注。教材建设是课程改革的落脚点，是教学改革的重中之重。教材建设的全过程，包括立项编写、出版发行、实践使用，牵涉方方面面，影响至大，议论风生，这是大好事。

改革大业是一场巨大的社会变革，始终伴随着各种思想、观念、理论、政策的争论，这正是改革的源头活水，是改革的智慧和动力。当前，我们要对教材改革进行反思，或者说，要对教材改革进行改革。这正是教材改革必然要承担的挑战和超越，是它必须承受的“生命之重”。

我个人觉得，教材改HRC：是采取150kg载荷和钻石锥压入器求得的硬度革，尤其是语文教材的创新编写，要进行一场回顾、反思和小结。应对着教材建设过程的三个阶段，我提出教材改革的“三要”和“三不要”：要争鸣，不要一言堂；要“三思”——对改革规则、改革过程、改革结果进行反思，不要封闭、脱节和对立；要“三化”——教材编写要专业化、科学化、权威化，不要随意化、片面化和媚俗化。

教材是主流文化，是传承有绪、生生不息的经典。它体现着国家意志，承载着中华文明，蕴含着民族风范。教材是育人之材，课本是教学之本。它的改革和建设，不能搞一言堂，要从“独白”走向“对白”和“辩白”。是非优劣，成败得失，见仁见智，要广开言路。教育是一个公共文化领域，要给出公共话语空间，搭建公共话语平台。套用契诃夫的话语，大狗、小狗都可以一齐叫唤。官员可以发话，老百姓也可以建言；课标组专家可以谈见解，非课标专家也可以献疑；教育业内人士可以七嘴八舌，业外人士也可以评头品足。第一线的教师、学生，包括、出版、发行人员，都可以大吐苦水，大叹苦经。一个理性的和谐社会，要有批评，有回应，有争鸣，有倾听，有理解，有宽容，有共识，有分享。

教材立项和编写仍有不足

在教材的立项和编写方面，现在仍存在某些不足。首先是标准问题。一本几十页的课标，居然可以写出几本几十万言的“解读”，而且第一线的老师还不得其要领，有些环节甚至无从着手。比如课标提出“不宜刻意追求语文知识的系统和完整”。什么叫“刻意”？“不宜刻意”难道可以“随意”、“无意”？“系统和完整”总是相对的。基础教特种鱼类育阶段不追求基本的相对系统和比较完整的语文知识，难道要到大学再去读《大学语文》吗？失去了中小学的黄金时段，将会贻误人的一辈子。由于语焉不详，所以出现了课堂教学中忽视基础知识，过度解读，盲目分组讨论，形式化的合作学习，眼花缭乱的多媒体课件，脱离实际的综合性探究。今年，广东省一万多考生文言文翻译得零分，几万人数学考零分，作文（满分60分）考得50分的不足7%。不少教师反映，使用新课标教材的小学生升上初中、高中后，基础知识普遍欠缺，补不胜补，直接影响了以后的学习。再如语文的特点是“工具性和人文性的统一”，也要斟酌。因为这不单是语文课程的特点，数、理、化、外语也要“工具性和人文性的统一”，数理化外也是工具，也有人文精神。语文科的特点是什么？是言语智慧，言语能力，是智慧性的阅读和写作。课标反复谈到“全面提高学生的语文素养”，这很正确，也很重要。但失之空泛。“语文素养”包含哪些内容？怎么提高？怎么才算“全面提高”？叫人无从下手。由于课标的解释空间太大，操作性模糊，所以只好不断由专家解读，专家也只好当“飞行员”，今天飞此地，明天飞彼地，解不胜解，游走不闲。

其次是教材的编写，编写的机构、编写的人员、编写的内容、编写的形态，这四个方面都有可商榷之处。打破“一纲一本”，引进竞争机制，立意是好的，但执行起来走了样。因为教材是标志性出版工程，是文化品牌，是地方名片，有人甚至认为是创收赢利的大项目，所以出现了各地神仙、各路诸侯争保险投资编教材的景象。这景象，别人说是大好形势，是新气象，咱总觉得不对味，让人烦，令人忧。什么人都可以编教材？什么出版社都可以出教材？不问资质，不问实力，不讲质量，不讲特色，行吗？我从1986年开始介入编写广东丁有宽“读写结合”教材，一直到2004年又介入拟申请立项编写课标高中版教材，十年磨炼，个中甘苦，不堪于言。前些年，为了紧跟时代步伐，今天才收进去，明天步伐前进了，又得修改；为了体现“上级精神”，刚编进去，明天“上级”换了，“精神”变了，甚至出问题了，只好化浆，干赔，干瞪眼。这种苦头，不少编过教材的人员和单位都吃过，可是今天还有人要去吃。比如某地把刘翔夺冠也编进教材，万一2008年他“翔”不了，怎么办？教材不是，教材要经典、要对软包装企业权威。要有大胸襟，大手笔，不要自缚手脚。尤其是地方版教材，更要摒弃长官意志和短期行为。要想到肩上的重担，要对得起师生的信任，经得起历史的检验。

教材发行和使用要打破“路径依赖”

现在各地都有教材选择使用的招标会，这本来应该是公开、公平、公正的阳光作业，比质量，比特色，比价格，还得比服务，这是规则。但是还有潜规则。而且真正起作用的是潜规则。谁的“服务”好，就用谁的。今年用了，且慢高兴，更不敢松气，因为一不小心，明年就被替换了。更离谱的是培训，下面名目繁多，出版社得照单买下。上买专家争立项通过，中买省厅求中标，下买县市进学校，还得买人去培训。出版社的领导、忙得两脚不沾地，还出现了“教材不经济”。使用的学校呢，也有一本难念的苦经。繁重的教学任务，繁忙的教学改革，繁琐的检查评比，更有摆不脱、绕不开的升学率、生命安全、食品安全、危房、灾难、突发事件等，哪一位校长、教师不长吁短叹？校长教师欢迎培训，需要培训，现在去培训的都是什么人？有些培训人员实在不敢恭维。他们是“三不贴近”：不贴近教学第一线，不贴近教材，不贴近教学研究。说一些放之四时而不馊的废话，还得让人家乖乖地听，你说烦不烦？对于课标教材的使用，非理性、无智性的干扰太多。课堂成了各种流行理论和舶来品的实验场。有人统计过，658种教育理论，还解决不了现实的教学问题。不少人处在改革的亢奋之中，也有不少人处在变幻莫测的迷惘状态和心理疲惫的焦虑状态。改革往纵深发展，触动了深抑制电力系统低频振荡、提高系统稳定性等；而抽水储能、紧缩空气储能和电化学电池储能合适于系统调峰、大型应急电源、可再生能源并入等大范围、大容量的利用场合层问题，也暴露了不少问题。教材的编写、出版、发行诸多博弈，出现了某种程度的功利性取向。各个环节都有借改革之名谋私的弊端。这种不正常的谋私，正损害着改革事业，也危害了教材改革自身。

教材的使用、推广，是一项严肃的、科学的、事关育人成材、科教兴国的大业。现在却出现了“路径依赖”、制度边际效应递减的现象。为了逐利，大家都选取短期效益大的路径走，都唯有利可图的“大头”之命是从。你的教材成功了，我就克隆你；你的发行收效了，我又紧跟你，甚至靠私下交易挤走你。从微观来看，一人、一时奏效了，从宏观来看，全局、长远却受损了。这，正是我们得正视、要反思的地方。改革的大业还要靠改革的智慧来完成。教材的改革，要走深化—优化—中国化之路，要坚持专业化—科学化—权威化的标准。

专业化的含有三点，一是成立专业机构编教材。目前全国中小学各科教材几十、几百种，几十家出版社在编写出版。这个弊病不小。这不应该是良性竞争的局面。教材建设不能推向市场。这是千秋大业，是国家工程。市场的作用是优化配置出版资源巴彦淖尔，不能口说市场丢了立场。烟草可以专卖，教材为何不专编专出？早年邓小平同志为了出版中国大百科全书，专门题字，成立了大百科全书出版社。今天为了孩子，为了民族，为了未来，薄膜面板为何不可以考虑成立专门机构来编教材？从现有教材中比较、优选，每科2～3种，组织专门的教材科研力量，成立国家编写机构，深入第一线调研，听取意见，修改、完善、提高，逐步稳定下来。二是由专业出版社出版教材。教育是一门育人的科学，人之成长，国之兴盛，命脉系之。现在群雄逐鹿，众虎夺羊，千手争利，哪有质量保证？由业绩好、信誉高、质量优的专业出版社来出教材，应该是教材改革的一项改革的题中之意。三是用专门经费出版发行教材。说白了，这个经费应该由国家出。义务教育首先应该是国家和各级政府的义务。现在教育投资不足,有人就打教材教辅的主意，还美其名曰“多渠道筹措教育经费”，结果弊端丛生。经费由国家出，教材免费发给中小学生，让教材的出版发行无利可图，专业出版社从国家专项经费中提取合理的经营管理费，非专业社无从染指，谁还争出、滥出？

科学化和权威化。这是一枚金币的两面。唯科学才有权威，要权威就得尊重科学。科学之法，权威之路，在于改革的思路、规则符合中国实际。编写人员、标准要公开，审议通过的程序要透明，课例的编排组合甚至样章等都可以在媒体上公布，要让各路人马甚至全国公民都了解它、议论它，即要造成广泛参与教材改革的生动局面。了解、议论的过程，就是对话的过程，是集思广益的过程，也是动员、学习、支持、拥护的过程。从思路设计、实施、使用、评估，都要让受众参与。改革是大家的事，改革靠大家来干，改革的实惠由大家分享。这也正是和谐社会的一项德政。

（一）（二）（三）（ 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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